2015-02-19 杨逸淇 麓山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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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龙·阿西莫格鲁:

“包容性”制度有利于释放创新潜能

——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制度困境”。在这一背景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鲁宾逊2012年推出的新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引起全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阿西莫格鲁,听他分析各国走向繁荣和导致失败的制度原因。

财富的倒转颠覆了“地理决定论”的传统主张

文汇报:自从亚当·斯密以降,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解答为何一些国家如此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如此贫困。许多人将之归因于国家的地理位置。比如,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DavidS.Landes)在《国富国穷》一书中就指出: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阿西莫格鲁:那只是一个伪命题。诚然,就今天的情况看,温带地区的国家比热带地区的国家要富裕。但是我们要明白,解开这个谜团不仅仅涉及地理因素,而且与历史上出现的殖民主义及其演变有关。

同样的地理位置,古今贫富程度却不同,财富的倒转颠覆了“地理决定论”的传统主张。于是,答案就非常清楚了:国富国穷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地理因素其实是次要的。根据我们的研究,若国家发展出“包容性”(inclusive)的政治及经济制度,国家便会兴盛。若制度是“萃取性”的(extractive),权力与机会都只会集中于很少一部分人身上,那么国家便会衰落。墨西哥、秘鲁和印度今天之所以贫穷,根源在于它们在被殖民过程中被植入了“萃取性”制度。

文汇报:在你们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包容性”以及“萃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是两个关键因素。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单阐述一下这两个概念?

阿西莫格鲁:“包容性”制度为大多数公民提供一个公平的(近似相等的机会)竞争环境和一个安全的制度结构,如保障财产权,鼓励对新技术的投资,这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相反,“萃取性”制度则通过榨取大多数人的资源,把它们集中到少数政治精英身上。这种制度不保障大众的财产权利,也不鼓励创新,因为提供这样的权利不符合精英的利益。

“包容性”制度与“萃取性”制度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包容性”经济制度与“包容性”政治制度互相支持。“包容性”政治制度平等地分配政治权力,从而确保“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生存。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中,政治权力通过多样的方式进行广泛的分配,只是为了建立法治和秩序作为保障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的基础,才会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政治集权。“萃取性”政治制度则将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体系的控制性,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专为精英利益服务的制度。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包容性”制度值得借鉴

文汇报: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显然,在历史解释中,任何简单化的“函数关系”都会有失偏颇。因此,一个对繁荣和贫困进行解释的理论还应该把文化纳入阐释框架之中。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指出:欧洲正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才建立起现代世界的。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阿西莫格鲁:如果一定要我从下述两种解释中做一个取舍:一种是极为简单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网罗了比如说25种重要因素,那么,我宁可选择前者。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对我们的认识来说,将事情搞得过于复杂和琐细是无益的。当然,世界是复杂的。但除非你关注最重要的因素,将其从其他因素中提炼出来,否则,对你理解复杂的事物毫无帮助。在寻找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时,如果你要关注最重要的因素,你应该研究制度:探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的作用,并追溯制度的形成过程,解释它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理论的核心就是揭示“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联系。

我认为,一种理论无法解释一切问题,但是它能够使我们聚焦于事物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有时需要从许多有趣的细节中提炼总结出来。因此,一种好的理论不是去如实地再现细节,而是为一系列进程提供一种有帮助的、有充足证据的经验主义解释,同时,阐明其中起作用的主要因素。

文汇报: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到弗兰克(Andre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也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中心)—东方(外围)的单元中心论的思维方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历史本来就是按照多中心和多元的路径向前发展的。对于这些观点,您究竟怎么看?

阿西莫格鲁:我认为人们对制度的思考无关乎西方与东方的中心之争。当西方采取“萃取性”制度时,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经济活动和知识的传播被抑制,因此,它是贫穷的、落后的。但当它改变了“萃取性”制度后,经济就开始增长。东方国家的真实情况也是如此。

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促进创新

文汇报:您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多次分析了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缺少可持续性。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阿西莫格鲁:我强调只有“包容性”制度才可能长期保证可持续增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萃取性”制度不会带来增长,历史上不乏“萃取性”制度取得成功的实例。17和18世纪的种植园经济让加勒比国家成为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地区,上世纪30年代与70年代之间苏联也经历过高速的经济增长。

关于“萃取性”经济增长,有一点十分清楚:它不能产生广泛的技术变革和创新,不能培育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而这种“创造性破坏”对于创新与收入增加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已经部分改革了其经济制度。得益于经济改革,中国的农业首先获得了井喷式增长,此后,“中国式增长”的故事不断重演。但是,这种情况缺乏可持续性。一旦中国进入中等国家收入水平的时候,中国基于进口外国技术、出口低端制造业产品的“赶超型增长”之路就会走到头。

尽管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但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现存技术和大规模投资,而不是“创造性破坏”。比如,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有不少限制。

文汇报:您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还有怎样的建议?

阿西莫格鲁:我的回答依然是建立起“包容性”的制度。历史的教训是,如果解决不好政治问题,就解决不好经济问题。中国领导人也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其他力量给政治体系带来足够的改革动力。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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