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葬花吟,曹雪芹

 

先把时间回溯到1786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正是乾隆治下的太平盛世,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开始在华夏大地上肆虐。据称,“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从帝王到农夫,举国上下对如此妖术的恐慌,带来的不仅仅是各地官府对所谓叫魂犯的清剿,更可怕的,是民间的歇斯底里——指称他人为叫魂犯,一时间成为了任何人的当然权力,并获得公开的行使。

 

近二百年后的1984年,一个叫孔飞力的美国学者来到了中国北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无意中发现了这段原本可以被“康乾盛世”埋葬掉的历史,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像很多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一样,孔飞力试图用超越这个古老国家的眼光对她的过去进行某种解读——尽管这种解读通常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和易于接受的。

 

再把时间的轮盘拨回到2008年,将注定会成为现代中国史节点的一年。短短的半年间,我们经历了雪灾、314、火炬传递、抵制家乐福、汶川地震……我们看到,在这个进程中,爱国主义的浪潮从无到有,最终凝聚成519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不败”的怒吼。然而,在这浪潮之下,一股潜流似乎也正从民间的各个角落汇聚、壮大——我们因灾难发现了同胞,也发现了同胞中的“敌人”。这是一场同200多年前类似的歇斯底里,甚至也同30多年前的那场“疯狂”有着一点相似之处——指称他人为“卖国贼”、“汉奸”,一时间成为了任何人的当然权力,并获得公开的行使。相比于孔飞力从死寂的档案中剥离出来并重新拼贴的那段残缺不全的历史,当下,从报纸到网络,我们可以从任意一种日常接触的媒体中真切的观看到这场疯狂的民间围剿,并很有可能情不自禁的参与其中。

 

原来,“叫魂党”的帽子被套在了和尚、道士和乞丐的头上,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他们似乎总是“危险的外来者”;现在呢,是王千源们的“FreeTibet”,是白岩松们的“理性爱国”,是范美忠们的“个人权利”,是王石们的“十块钱”,是朱学勤们的“天谴”……尽管事件和言论的性质不同,他们被套上的帽子确是同一款式的——又长又尖的圆锥形高帽——一切站在人民对立面上的牛鬼蛇神都要被扣上的一顶帽子。

 

在《叫魂》的终章,孔飞力写道:“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利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他则是一种乐趣。”

 

我不知道此刻起的若干年后,是否还能有人像孔飞力一样从2008年的中国文献中剥离出清晰的事实来证实以上结论。毕竟,同200多年前相比,王朝早已灰飞烟灭,农民也不再是这个工业国家的话语主体;然而,我们还是隐隐的感觉到,透过两个世纪以来多变的外表,这个国家身上依然流淌的是千年不变的骨血,依然保有了她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来源于这片土地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口众多、资源不济,来源于道德国家的教化统治,来源于从未获得过真实权力的庶民百姓。于是,正如许知远所说,“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原来,理性和客观,从来就不是这里所需要的;这里的人们需要感情,正如需要团结和被保护一样。

 

几千年来,世事无常塑造了这样一个感性的国家,养育了这样一群感性的民众,可以说,后来的“红色中国”只是把这感性重新着色罢了。

 

在西方人的普遍观念中,认为1978年后的中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一名在北大念中文的外国学生在他的作文中写道:“1978年以后,中国回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自身似乎也在刻意地遗忘甚至抹去那段“疯狂年代”的历史。这种意愿就像一把剪刀,从1949年剪一刀,从1978年再剪一刀,把中间这部分截掉,然后把两端无缝对接起来。于是,当我们需要回顾过去时,听到的只是两种说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于是,生存在当下的国人容易产生一种幻觉:那失去了存在感的30年在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身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我们总是习惯按照当下的意图对过去进行有选择的记忆,然而,“红色中国”的记忆可以被淡忘,但从集体主义发生的价值观念却留存了下来。这种观念,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我们最习以为常的那些表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观念,也以不同的方式渗透了这个国家几个世代的民众——是作为新中国缔造者的革命前辈的一代,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也是手拿语录上山下乡的一代,还是我们这些胸带红领巾歌唱祖国的一代。这种价值已经成为对这个国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因为她是人民是这样的“伟大”。因此,那些与此对立的价值和声音,则一定是外来的“西方观念”;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若内部出现这样的杂音,民众的惶恐和愤怒自然不可避免了。

 

不难发现,这种价值同这个国家身上长久以来的感性是暗合的,它像一针疫苗混合进了中国人的感性血肉中。当传统社会中大自然的残酷和王权的不可抗拒被转换为商业社会的竞争、疏离和喜怒无常时,对孤立无援的个人而言,集体主义的定时爆发不仅仅是对“纯真年代”的招魂,更是对从不曾获得的安全感的遥望。

 

红色中国的30年,输入了价值,也给民众输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更确切的说,是前所未有的权力的幻觉。1982年,孔飞力在北京遇到了一个老红卫兵——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对孔说,文革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通过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需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机会摆脱这个底层的位置了。

 

商业社会打碎了曾经的权力幻象,却无法消除民众对权力的诉求。在这个曾经民粹至上的国度,民众学会了靠集体的合力去打倒他们心中的异类和敌人。所以很多人问为什么会有网络暴民,为什么会有人肉搜索,因为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唯一权力。网络提供了可与现实权势进行平等交锋的唯一战场,也提供了把普通人中的异类铲除出去的道德法庭。

 

在今年的这些争论中,要不要讲道德和是否爱国其实已是无关痛痒,重要的是这种表达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与感性相生的另一个行为,是消费。

512的下午,全国各大城市高档写字楼中的小白领们,体验了一次轻微的晃动,在小小的惊慌过后,他们回到楼内,到”司炉间”喝一杯压惊的”卡布奇诺”,然后带着几分兴奋登上MSN,在线上开始了对刚才那场振动的信息交流,当得知四川发生了里氏八级的大地震时,热情被点燃了……从那一刻起,关于这场灾难的观看与营销同救人一起启动了。

 

现实的汶川地震只有一个,在媒体那里却被建构成了各式各样的版本。上面提到的那些白领观看者,在地震的最初,很容易的把它想象成好莱坞的灾难大片,因为,那是他们对灾难最主要的认识来源——自然灾害带来奇情。当然,在灾难发生而与己无关的时候,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样说来,灾害无论发生在楼下的电影院里还是千里之外的汶川,对于观看者来说,在心里上触发的认识和情感都是一样的。我们很难分辨,从电影院中走出时脸上的泪水,和坐在电视前观看地震惨状时脸上的泪水,是否含有不同的成分。我们需要对于奇情的观看与消费,于是,“为了见到儿子锯断自己的腿而获救的母亲”成了灾难报道的头条。

 

震后,很多记者冷静地说,地震发生后前48小时内的报道,更像是新闻。我无意去探究这句话背后的深意,但一个事实是,震后的第二天,一份关于汶川地震报道的“指导意见”下发到了各大媒体。在地震后24小时内,一句“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开始在从网络到平面的各种媒体中出现,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句话的原文,是那句被冠以恶名的“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在2001年“9。11”时,一群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致美国人民的慰问信中的倒数第二句话。这句话的原意,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对苦难的感同身受,却被解读者篡改为“汉奸”、“亲美”。同样的,“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在这场地震中也被重构为一个关于“团结”、“同胞”、“中国不败”这样的意象。年轻人们在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当舶来的人道主义被混合进关于家国的身份认同,这种情感就不再是一种普世的平民关怀了。想想看,我们毫不吝惜送给汶川的泪水、鲜血和财产,并没有同样送给灾难更加深重的缅甸人民。

 

媒体就是这样,在“奇情”和“国家”之间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平衡点,把现实编排成一场比任何文学都更具想象力的演出。甚至严肃的道德判断,也可以被拿来消费,以“范跑跑”和“郭跳跳”对骂的表演成为大众娱乐的谈资。

 

最后,回到开篇那个沉重的话题上来,在一个普通人身世浮沉的转型社会中,安全感的缺失由天灾和王权转换为商业社会的弱肉强食。在一个强权尚未退场,市场逻辑已然登堂的社会中,普通人的权力几乎无处安放。那些“捐款排行榜”背后的逼视,也许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拷问,而是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是对有权、有产阶层隐晦的敌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突如其来的灾难,总会推动某些变革。在这次地震中,我们毕竟看到了民间力量不可阻挡的崛起。然而,我们总会不和谐地怀疑,短暂的激情是否会化为事后的反思。这个国家是如此的感性,她的血脉里又混合着太多暧昧不清的成分,这使得任何一种对她的批评或赞扬都会轻易地变得幼稚。

 

然而,我们不可避免的带着情绪,因为我们不可避免的是这感性的一分子。

 

(原载万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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