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的时候，1993年美国一位国际关系学的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国际关系学的教授叫萨缪尔·亨廷顿，他在美国的一个权威杂志《外交》的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明的冲突》。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萨缪尔·亨廷顿指出：随着1993年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以及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了很大的变动，以及由此而导致冷战时代的结束。那么萨缪尔·亨廷顿在一这篇文章里边，他就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耸人听闻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垒。从此以后就不再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题了。所以他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在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尤其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而是什么呢？他说是文明的冲突。

 

那么所谓文明的冲突是个什么意思？萨缪尔·亨廷顿他对文明的界定是以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传统的价值观作为根本依托的。几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个观点当时提出来以后，可以说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觉得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边提出的很多观点，固然有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比如说，他在《文明的冲突》里边一再提醒西方各国，尤其是这个欧洲的各国要和美国加强团结、加强联合，共同防止东方可能出现的伊斯兰教以及我们儒家伦理世界，可能出现的对西方的威胁。那么大家知道，在西方的政治中间，它们总是要寻找一些假设的敌人，那么当冷战时代结束，当苏联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再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一个主要的对立面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寻找下一个世纪新的对手。那么从这点来说，这是美国战略方面的考虑，那么萨缪尔·亨廷顿在这个方面，确实也是为美国提供一些咨询。但是我觉得他对文明本身的一个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切入，我们来看一看人类的文明几千年是如何发展的。那么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未来做出预测，这里边实际上有一个“二难”的一个选择。要不然我们就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则的，历史是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未来就不需要做任何判断，如果历史完全是偶然的，一切事情都是说发生突然就发生的，没有任何规律可循。那我们说，这个历史本身就没有任何预测的价值和意义。反之，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本身是有一定规律的，有些东西它是必然性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居于这种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对未来做出预断呢？当然就只能依据历史以往发展的一个脉路，只能根据过去，根据我们人类的过去，根据我们人类的昨天和今天的状况来推断我们人类明天将会是什么样。那么我今天的讲座，实际上就是依据后一种观点，我认为要想知道我们世界的明天，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昨天和今天。尤其是要知道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是如何发展的。这样我们才能根据这个线索来合理地推论出未来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所以这样呢，我就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思路从今天、从21世纪一下子拉到5000年以前。

 

让我们从5000年以前开始谈起，我们人类最早的文明有五个，尽管在我们很多中学的教科书里面老说是四大文明古国，那么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只是说最早的一批文明发展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段出现的一个比较辉煌的时期。某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代表，这是一般的通俗的说法，但是我们要做研究的话我们就得提出。

 

那么人类最初的文明一共有五个文明，这五个文明从西到东依次就是，最西方的就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上的一个文明，一般我们把它叫做—克里特文明。然后再往这边稍南一点，朝南面一点，就是在北非，在埃及有一个古代埃及文明，这是第二个。然后再往东一点，就是在西岸，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一块冲积地，那么在这块地方有一个两河文明，或者一般又把它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者我们以它最初的一个国家形态叫苏美尔，我们又把它叫做苏美尔，那么这个都是通用的。再往东，印度河流域有一个最古老的文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叫哈拉巴文明。那么再往东，当然就是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一般我们指夏商周三代。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五个文明。五个文明出现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时代，由于它的这个迷信色彩比较浓厚，我们把它叫做神话时代。

 

那么第二个时代我们就把它叫做英雄时代。第二个时代非常富于扩张，除了印度是个例外，其他三个文明都非常富于扩张。波斯人喜欢打仗，罗马帝国就更不用说了。希腊固然早年是奉行自由主义和分离主义，但是自从马其顿帝国崛起以后，亚历山大就开始把金戈铁马一直推向东方，一直推到印度河流域。那么我们中国的秦汉时代，大家知道也是一个重武轻文的时代，秦汉时代大丈夫都喜欢效命于疆场，报效祖国，要“马革裹尸还”，不喜欢久事于笔砚之间。这一点，大家看班超投笔从戎的时候，当时的一番豪言壮语表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的一种心态。大家都很轻视文，就是文官或者从事文化活动，他们更多重视的是武力扩张。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雄汉盛唐之说，汉代是比较雄壮的，“雄”是强大，“雄”可以说是穷兵黩武、喜欢打仗。唐代很繁盛，是文化繁盛，所以说和平交往比较多。但是这个秦汉时代，中国人喜欢打仗，所以当时可以说，在这些帝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可能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是一个文明和其他的游牧民族野蛮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都有。

 

第三代文明出现以后为时不久，从12世纪开始，又一个大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又开始了。那么这个第三代文明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这些文明地区都有了自己的高级的宗教或伦理价值系统。也就是用我刚才的那个比方来说，这个时候文明成熟了，这些文明都成熟了，都有了自己永远不倒的精神砥柱。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下，这些文明它就很不容易被别的文明所同化，所彻底地改变。或者说几乎是做不到的。不管你是用暴力入侵，还是用经济的渗透，你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文化现状。所以这样呢，我们说这些文明本身产生以后，它们就各自比较稳定了，当然在宗教，第三个代时我们把它叫宗教时代，在宗教时代就是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为基本依托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之间的对垒，那么这个对垒在西方，我这个西方主要是指西边那两个，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不断地发生摩擦，首先，随着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崛起，开始了一轮浩浩荡荡的气势磅礴的伊斯兰教的西侵运动，穆斯林西侵。

 

可以说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崛起，到1682年最后一次奥斯曼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威逼维也纳，可以说整整1000年，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来说，这两大文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明基本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基督教徒在这个中间也经过几次反手，但是基本上都是不成功的。从11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组织了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就是对伊斯兰教，对穆斯林西侵的一个反扑。但是这个反扑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了暂时的，军事上的胜利以外，其他后来的几次运动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来的8次实际上都是闹剧。其中有一次变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抢劫，本来是取道君士坦丁堡去打伊斯兰教徒，结果反过来，对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兄弟们进行了抢劫。因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同属于基督教。那么还有一次搞成了一个所谓“儿童十字军”，由德国的一个和法国的一个牧童，两个人组织了一支儿童的十字军，这些都是十三四岁、十四五岁的少年人组织的军队，然后他们浩浩荡荡向东去征伐伊斯兰教徒，但是他们还没走到地中海就被一些人贩子给拐卖了，那么是一些闹剧。

 

所以我们说当时整个态势是这样，这个重要时代。那么当西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说穆斯林的西侵，可以说是东西方第四个回合。从亚历山大以及罗马人的东征以后，穆斯林的西侵是第四个回合了。这实际上，我们从特洛伊战争开始数起，就是中东和西方之间已经进行了四个回合了。然后我们再看看东方，当西方这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发现东边的儒家伦理世界和印度教、佛教世界关系非常和谐，印度教、佛教，我们说就是一个阴柔性的文化，不是喜欢打仗的，不喜欢跟你动不动就诉诸武力的。而它往往是用和平的方式来反驳，佛教与世无争。印度教最初产生的时候，也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我们中国儒家伦理是讲“和”为贵的。我们中国儒家伦理，从来讲实行人道而反对霸道，所以这样呢，这两个文化之间就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没发生直接的武力冲突，而是和平交往。

 

那么到了宗教时代晚期，实际上是从12世纪开始，当这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各自在自己的观念体系里边在发展自己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亚欧大草原上，又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在那儿骚动着。那么这个因素，最初可以说是来自于中亚草原上的突厥人，继而唱主角的是最初生活在我们中国北部的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那么由突厥人率先开始，紧接着由蒙古人唱主角又发起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这个大入侵的结果又导致了很多国家灭亡，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现状，原因何在？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有了这四大文明地区，有了自己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以后，它是不可能再从根本上改变的，不可能出现，像前面那种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嬗变。

 

那么可以说，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西方开始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继而又开始推进政治层面的变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最后导致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一个强大的西方开始崛起在这个亚欧大陆的西北。那么与此同时，西方又开始进行了航海活动，进行了地理大发现，那么海洋活动的结果是使得资本主义有了不断扩张的一个条件。因为资本主义这种现象，它是一种世界现象，一旦产生起来它必然把触角伸向全世界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中间发展。所以这样，一个是内部的改革，一个是外部的扩张，使得西方在后来的发展中，迅速地就开始脱颖而出，乃至于到了17世纪以后，从18世纪开始我们发现，一个崭新的西方开始出现在整个世界的文明史中间，而且这个时候，它以工业世界，一个新兴的工业世界的面目出现，取代了传统的游牧世界，构成了现在已经像汪洋大海一样泛滥的农耕世界的强劲对手。

 

所以从15、16世纪以后开始，我们说从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突就结束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突这个主题就结束了。一个新的主题就开始出现，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初出现于西北欧的西方的工业文明和广大的其他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说随着蒙古人入侵，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就是，这个就是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

工业世界对传统的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和文化融合。那么这个融合就是从18世纪开始，近200多年来的全球的西方化、殖民化浪潮，那么这个西方化、殖民化浪潮的结果，使得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世界，非基督教世界一部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从19世纪末全部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随着这个四大文明地区，经过了西方化、殖民化浪潮以后，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我们看到这些地区，纷纷又开始从自己的传统根源中间去寻找自己现代化的起点。中国提出来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那么两岸三地现在达成了共识，就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华夏子民，我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儒家伦理的思想，可以说它的影响好像又重新复苏了。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印度也出现了要用印度教来建立现代化印度的这样一种呼声。

 

伊斯兰教世界里面开始在宗教认同，在伊斯兰教认同下，大家觉得我们都是穆斯林，对西方自然有一种历史的隔阂，或者是一种历史导致的一种仇恨。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同样我们说，基督教世界始终是以基督教来认同的，所以我们说，随着这样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对垒的结束。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出现的就是几大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复苏。我们且不说这种复苏本身是好还是不好，我不想做价值判断。但是从事实上来说，它是一个事实。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认同，似乎日益代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就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说“文明的冲突”，这个词也许不合适，但是我说“文明的对垒”，在21世纪必定是一个事实。这个文明的对垒，它可能导致文明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它也为文明之间的和平对话、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平台，因为只有在彼此承认对方文明的价值的基础上，这种对话才是真正平等的，符合人道主义的。否则的话，那就像在全球西方化过程中，那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永远都是不平等的、不人道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在追溯了整个历史过程以后，我认为这种被近代两百年的全球泛西方化，所掩盖住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对垒，或者这种划分，将会在未来世界里面重现。当然每一种宗教伦理价值系统，都可能在进行西方化的这个洗礼之后，在经历了西方化的洗礼以后，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以一种自我更新出现。就像西方在经历了1453年的那种浩劫之后，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更新了自己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未来世界，固然是以四大文明作为基本根基来划界的，但是这四大文明，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四大文明。它一定要经过一个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观点，还是有某些合理之处的。尽管我更宁愿用“文明的对垒”来取代“文明的冲突”这个概念。

 

 

本文节选自《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赵林，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文明形态论》、《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西方宗教文化》、《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2000年8月作为主教练率领武汉大学辩论队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第二届大专辩论会上夺取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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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高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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