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麓山学社(点击本文标题下方的 ” 麓山学社”, 或加微信: lushannyc]

——————————

麓山学社读书会是一个全新创意的文化社交活动！通过对参与人数的限定（15-18人），以及对活动流程的独特设计，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能让您高效地互动以及获取信息的平台。让我们为您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

王鼎钧《关山夺路：国共内战》

文/余杰

要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历的苦难，王鼎钧四卷本的回忆录是必读之书。王鼎钧说：“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孤鹜齐飞』何以成千古名句。”圣经中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是作为边缘人和小人物的好处。边缘人和小人物拿起笔写历史，会写得比身处历史中心的人更精准和敏锐，这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王鼎钧说：“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经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谁有像他那么九曲回肠的履历，谁有像他那么一字千金的文笔？

王鼎钧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但他是历史的亲历者。对于四卷本回忆录中的《关山夺路：国共内战》这一本，他自信满满：“四册之中，我相信这一册最精彩，我也相信来日研究国共内战的人都不会忽略我写的这一本，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迟早为他们采用。”他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只是“苟活于乱世”的流亡者。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他以自由知识分子之立场记录与审视那段可称之为灾难和悲剧的历史（共产党叫“胜利”，国民党叫“转进”），从中咀嚼出来的经验，仍可烛照未来——因为海峡两岸的人们都需要这本书中的智慧。

以百姓为仇雠的军队必败无疑

王鼎钧的四部曲堪比苏俄作家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系列，是时下崇尚快浅薄的作者和读者望而生畏的“大河文学”。阿托尔斯泰说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王鼎钧也说过，当他写作《关山夺路》时：“我好像置身内战之中，重新经历大势和细节，但是此时无利害，无恩怨，无是非，无祸福，也就没有苦乐。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写下去，而且跳出俗套。我已撤除一切障蔽，也不树立新的障蔽，不受前人欺，也不欺后人。”

在抗战和内战中，王鼎钧是一个平凡若尘埃的士兵。幸运的是，他没有开过一枪、没有杀过一人。与沈从文一样，军旅生涯开啓了他的文学生涯。当初，他以流亡学生身份入伍当兵，而一旦成为士兵，立即就与老百姓身份迥异。他写到一个一般人不会注意的细节：当他们坐上卡车离开学校时，公路上有个老樵夫被奔驰的卡车吓得跌倒在地，车上大家都哈哈大笑。“这一笑，笑出了军心和民心之间的鸿沟。我们还是一个‘准兵’，这老樵夫的痛痒已无关我们的痛痒，成为我们的开心果。……以后国府调兵遣将，军人和民众始终各有各的喜怒哀乐，彼此很难产生同感。”在这一笑当中，已预示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的结局。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数百万言的《资治通鉴》说的就是这一句话。然而，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偏偏与之背道而驰。训练时，老班长必定大骂新兵为“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王鼎钧感叹说：“兵士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背，但是你不该因此侮辱老百姓，不该借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鄙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这样的官兵，又岂能得到百姓的爱戴与支持？

在新兵训练的营区，王鼎钧发现，“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入骨髓的恐怖气氛”四处弥漫。当局的目标是“把新兵打造成没有个性、没有正义感的动物，对暴力屈服，承认一切现状合理”。打骂、体罚是每天都必须经历的功课。国军的此种劣习，即便在民主化之后的台湾也未能根除，难怪会有洪仲丘事件发生。当年，王鼎钧对统治者的治军理念即有透彻的认识：“建立军队的特殊性，要从人人挨打的时候甘之如饴开始。他要摧毁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扫荡我们每个人的自尊，要我们再也没有判断力，再也没有自主性，放弃人生一切理想，得过且过，自暴自弃。”与穷凶极恶的国军相比，当时的共军还在上演“军民鱼水情”的剧目。热爱自由的人最不能适应的，就是生活在军队的等级秩序和集体主义之下。

国民党的双重失败：军事失败和政治失败

王鼎钧所在的宪兵团，从陝西到南京、上海，再奉命到沈阳执行任务。王鼎钧因而对东北的败局有亲身体会。军事家和政治家大都承认，国共内战的三大战役，虽然淮海（徐蚌）会战规模最大，但辽沈会战已然决定了全局之胜负。换言之，得东北，即得天下。从满清到日本，都是先经营辽阔富饶的东北，再挥师南下，取中原如探囊中之物。共产党亦是如此。

那么，国民党是如何失去东北的？王鼎钧说，历史只有“曾经”，没有“如果”，他对诸多“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不以为然。比如，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评论说，如果蒋介石不急于孤军深入东北，而是集中兵力和资源，好好整顿华北和华中，或许有胜算。但王鼎钧认为，国民政府官吏怠惰，军事系统又全为共谍渗透，即便集中兵力在华北和华中，也不会成功。又比如，梁肃戎和齐邦媛等东北人都在回忆录中说，如果中央派张学良去接收东北就好了。但王鼎钧认为，“先人遗泽和同袍道义很难遏阻中共发展”，经过十年幽居、早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张少帅，即便得到蒋介石完全的信任，出马主持东北大局，不过就是另一个傅作义罢了。再比如，白先勇在为父亲白崇禧所写的传记中说，白崇禧一路势如破竹却被蒋下令停战，若是一直挥师北上，共军早无容身之地。但王鼎钧引用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余纪忠的说法，杜聿明在停战令下达之后仍然抗命拿下长春，战役上获胜却无助于挽救战略上的失败——后来，长春被围，惨状甚于南京大屠杀。所以，如果国军深入北满，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后来未必能守得住，“会不会再增加两个长春？”

国民党在东北失败，是军事的失败，更是政治的失败。王鼎钧引用哈金写韩战的小说《战废品》之书名，用一句话概括国共内战的实质：“中国对日抗战制造大量废品，但中共养精蓄锐，国共内战可以说是废品对新品的战争。”抗战八年，国民政府没有崩盘已是奇迹，但毫不体恤民情，种下毁灭的种子。王鼎钧在流亡途中，亲眼目睹国民党干部在押送壮丁时，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缺食少穿，“生了病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王鼎钧在秦皇岛担任转运物资到东北战场的联勤军官，看到了从长官到经办人员层层剥皮的贪污手段。国民党认为，自己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占据这个道德制高点后，便一味要求人民绝对服从，要求大家无条件为国家牺牲，自己则难以约束官吏的腐败和渎职，遂将人民的生命任意挥霍。久而久之，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但国民政府仍然陶醉于战后跻身“世界四强”的光环之中，全然不知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王鼎钧在书中臧否了从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高官显贵，大抵算是公论。但他在论及孙立人时并不公允。当时，有宪兵派驻东北行辕站岗，向孙行礼，孙从不回礼。孙出入行辕之时，常常面带怒容。王鼎钧认为，孙立人过于骄傲，“得民而不能得君，将兵而不知将将”，“他是英雄，看历史另有见地，终于卷入‘兵变’冤案，幽居终身。”他更评论说：“《荀子》一书畅论君道与臣道，现在档案资料逐渐公开，孙将军臣道有失，蒋先生君道有亏，都付出惨痛代价。”对于此种各打三十大板的看法，我不认同。首先，既是冤案，孙将军何错之有？孙的错误大概在于他太优秀了，让蒋及黄埔系草包们黯然失色。且不说孙本身并无取代蒋的想法，退一万步说，孙真的取代蒋，台湾的民主或许会提前二、三十年来临。其次，既号称民国，就得按照民主宪政的价值衡量是非，不能祭出《荀子》所说的君道和臣道来。这种思维方式表明，王鼎钧名义上是基督徒，骨子里还是受儒家伦理支配。但是，即便蒋介石把自己视为没有加冕的现代皇帝，接受美国民主教育的孙立人也不肯将其当作皇帝来愚忠。

国共内战有两个战线：一是枪杆子之战，即荷枪实弹的军事对决；二是笔杆子之战，是没有硝烟的宣传和舆论之战——后者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夺取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心。在这方面，共产党完胜，国民党惨败。

四十年代中后期的王鼎钧兼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宪兵，一种是流亡学生。前一种身份让他有机会深入观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后一种身份让他有机会分析国民党何以无法获得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支持。

经过九死一生的考验，王鼎钧逃离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他热爱国民党。沧海桑田，风云际会，再也无需多说了。

（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学社观点。）

**************************

麓山学社 –让思想更精致

麓山学社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非政府，非宗教，非盈利的公益性组织。纽约麓山学社通过读书会活动提高参与者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力等综合素质。我们基于读书的兴趣，分享知识与感悟，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我们目前每周在纽约地区组织免费的读书会活动，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或Fordham University。

订阅“麓山学社”，回复“美文”，阅读更多美文系列文章; 回复“ 读书会”,查看我们的纽约读书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