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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英雄志里的大水瀑，是英雄的坟场，也是个炼狱所在。生者与死者，光明与沉沦，绝望与希冀，都在这里汇聚一炉，喷然欲发。

作为克里斯朵夫的卢云，通过大水瀑的洗礼，获得了重生。

克里斯朵夫的雅葛利亚——琼芳，彩云追月，终于使得英雄重回人间，完成了这个升华最要紧的一步。

有人说，从水瀑里出来的卢云，已经万事不关心，心已经死了。这是没有理解儒生卢云所达到的新境界。孙晓在压抑了这么多之后，始终不找不到放出卢云重生的出路，在千思万虑之下，他终于用新人琼芳，牵引出十年沧海。

曾经沧海难为水，琼芳是新鲜的，但若我们以为这之后的卢云一谓悲苦，一谓消磨意气，便不会认识到他的知命。在一定程度上，卢云的境界，绝不是流于虚无，他已经完成了自我的升华，否极泰来，达到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儒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千磨百转之后，必然要探寻的知命境界。

是的，卢云已知天命。他已无憾。

谁识京华倦客？

不仅是书名，每一个认真的武侠作者，都在思索用何种回目来统领自己的章节。当我们回头看看现代武侠史，从还珠到金庸到古龙再到孙晓，他们独特，他们孤独，他们费尽心血，他们绞尽脑汁，所以他们的背影终古地留在我们的心上。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读到天龙里的阿朱香消玉殒那一章，不禁痛哭流涕。“塞上牛羊空许约，烛鬓云畔有旧盟”，这是怎样的伤痛！这些吉光片羽的语词，绝不造作，向我们传达着人生南北、西园梦蝶的惆怅。

英雄志有自己独特的回目艺术。作为章回小说这种文体，经过古白话与新白话的不断锤炼，从曹雪芹先生到还珠楼主，新文学新小说面临着一个困境，是全盘西化还是别立一家。新文学家们，选择欧化，而武侠小说家们，却有意识地接收了这个传统。这个继承后的发展，到金庸已日臻圆熟，已至大成。金庸的白话文写作，树立了新白话文的典范。而后来者古龙，必须正面直视这种境遇，以求得自己的坐标，所以在写作上，他由金庸的模仿者，一变为形式革命家。为此引起武侠小说的剧烈冲突，震荡侠坛五十年。一个创新者，是不可以和奠基者，把酒共盏的。而各自的看客们，也相互拥立，党同伐异。他们并不知道，在武侠史上的星光璀璨的群星里，众星辰正是由于各种特异的光芒而交相辉映。

在这个背景之下，便是小小的回目，也可以看见一个作家的写作状态和所要表达的思想趣味。梁正规正矩，甚至故意保留一些说书人的过场词，以表达自己的传统之心。并且不无得意地称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吊诡的是，金庸之后出现古龙，金庸则一变为传统的最大代表，而古龙继承了他的“洋才子”的名声。实际上，金庸在古典文化诗词造诣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许不如陈文统先生正统，但天降英才，在通达圆融上，我个人认为远远超过了梁氏。天龙八部的词体回目和倚天屠龙记的柏梁体古诗，就可以看见金庸的别具匠心。金庸写武侠，回目写得极富创见，比如天龙八部用词体的形式，将萧峰的的“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和段公子的“向来痴，从此醉”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没有人可以成为金庸第二。他是独一无二的。金庸之后的作者要发展，必须另辟新径。或从形式，或从人性的维度，或从天下家国的思想内涵，这些金庸并未写尽。一个武侠创作者，在斟选回目时，必然在思索用何种方式表达。是用骈体、诗词体、现代小说标题形式，还是杂糅混合用词达意？在梁氏来说，他不屑亦不为，仅在晚年做过新尝试。更多平庸的小说家选择用骈体，则出于一种偷懒的习惯——因为用四字对偶，七字比兴，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的诗词宝库，已经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来源。在金庸，他可以一本变一个花样，本本创新，本本不使雷同，用高度的象征和艺术指事来达到完美的结合。那么其他大匠级的小说家，有见识的小说家，则避开此路，选择杂糅混合用词达意，来展现自己的武侠世界。

孙晓，无疑是其中聪明和有创见的一个。看一部小说，只需要看他的回目用词，就可以观察作者的趣味、思想倾向。英雄志的二十卷标题，没有走传统的路线，选择了更加自由参差的标题体，但在二十卷的大标题上，又用统一的四字句式，来向传统致敬。比如“西出阳关，乱世文章，一代真龙，海上孤鸿，天之正道，王者之上”，都集中地表达了主题。读来慷慨激越，有金声肃杀之气。深入到具体的各卷回目中，一开始就引人注意的是三个楔子。写武侠者这样大胆地使用楔子形式，是吃力不讨好的。但孙晓用了，他用来统领全篇结构，展示小说的线索，并在整部小说背后埋伏着秦霸先这个主人公。英雄志里的主人公不止三个，其中一个死去的就是秦霸先，他阴风惨惨，时时在小说中不断地提醒读者，他一直会伴随着你读到这部小说的终章。有些章节的回目，已经成为“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样的口号式语言了。在读者之间津津乐道，表明了一个作者写作上的巨大成功。比如“天苍苍兮临下土”、“昆仑剑出血汪洋”这样的回目句子。

但是这不是全部。英雄志里最令人回味的，倒恰恰是“章台柳”、“明月出天山”、“京华秋色”、“人生不相见”，“春风轻拂杨柳岸”、“回家”这样平常无奇的句子和语词。短短的句式里，浓缩着无限的人生天地，天下家国的苍凉寄概，表达了孙晓这位大师高度的艺术把握力。

春风已度玉门关

和亲，是中国历史的主题之一，他有着王昭君、文成公主等光耀千古的题材。令人纳闷的是，看起来这些东西都被写烂了，检查武侠小说，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从正面描写过这个情节。金庸的小说里有香香公主被乾隆逼婚，古龙的小说里，也仅仅只有个楚留香和个不明不白的沙漠公主暧昧了一回。

历史上的文学体式中，和亲情节，仅在元明戏曲里，是炙手可热的题材。甚至连后来的明清小说家们，也不屑一顾，我们在红楼里，也只是淡淡地看到探春的一个“几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的淡淡背影。

孙晓的和亲与传统的和亲题材有两个显著的不同。

第一个是正面、大规模地记述全过程。这在小说史上极为罕见。可以说，是孙晓历史观和写作观的笔力的展现。由银川的和亲，渐渐引出了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内患外忧。并且进一步别出新裁地将番邦武术引到汉民族的视野中。同时描写了帖目儿灭里、萨魔等情态各异的形象。

第二个是武侠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公主形象：塑造了银川公主这个光芒灿烂而又令人怜惜的形象。我们不妨将武侠小说中，出现过的几位公主——把他们这些天皇贵裔进行比较。在比较之前，我们先要区分一下公主的概念，倚天中的赵敏算不算公主？萧逸的无忧公主算不算公主？鹿鼎记的私生女建宁公主算不算公主？经过排比与遴选，很明显，能够和银川公主相提并论的，无论是从身份上，还是从人性的出彩之处，恐怕只有《碧血剑》中的阿九可以和银川相提并论。然而，阿九更像个女人，而非一个公主。从政治意义上说，银川则表现得比阿九列更加坚忍决情，更具有一国公主之气度。在政治面前，银川可以决不犹豫地献身，这是相当决然的。这种政治献身并不是一个政治家的考虑。而是因为她天然是皇族的女儿。单纯地为了政治目标，银川仍然可以面不改色地嫁入番邦，进而母仪天下。从此意义上来说，英雄志里坚忍决绝的政治人物，男性数杨素观，女性惟银川马首是瞻。她感激卢云和赏识卢云，但在政治面前，银川会像卢云寻求正道抛弃倩兮一样，舍卢云而就家国。如果银川是男人，能够翻云覆雨，所使用的手段绝不会比杨素观差。只不过，银川恐怕会使用王道，杨素观则是魔道，而卢云则追求正道，秦仲海则是霸道，伍定远则是一己之心的人道。银川个性中，又有一种观世音大慈大悲的普世性的情素，这也正是她如此令人着迷的原因，这就不能用政治观点来分析银川公主了。

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

童年时候，母亲经常让我上街等候一个挑面担的老人从门前走过。他不止卖面，还卖馄饨。大冷的天，水骨嘟嘟地冒着，我便眨着眼睛，盯着老人熟练地从面担一角取出面团，削面下水，盛在碗里，热烘烘地，笑眯眯地递给我。那份记忆至今难忘。今天的都市里的人，以及新一代的青年，再也没有机会见过这样的一批人群了，他们消失在历史与时代的尘埃里，已渐渐被人淡忘。因为他们是小人物。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活法，人生的昂藏沦落，便在万丈红尘里，隐埋着这许多风尘中的奇人。他们有些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执着，放弃了曲学阿世，放弃了功名富贵，心中却仍旧淡定，我自依然。

上下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谁能数得清在历史的风沙中，多少这样的人物拮据一生？

三尺龙泉壁上鸣，万古侠客人间梦。

他们并非没有雄心，并非没有壮气蒿莱，然而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俗世和信念相乎冲撞的过程里，终于选择了金剑沉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当我读到《英雄志》里的卢云，说出“求不到我心里的道，我可以回去卖我的面，便算世人说我是孔门叛徒，我也不在乎。”不禁泪水模糊了眼睛。

有人不懂卢云，卢云也不需要人理解。

然而真正的英雄，总是光芒璀璨，他拥有无边的力量，总在是默默和隱忍中，影响着身边的人群，他如同一团光，一团热，散布到阴暗的角落里，使身边的人群喧哗与骚动。顾嗣源、胡媚儿、伍定远、秦仲海、陆孤瞻、伍崇卿，琼芳，一切的一切，无论是美好的心灵、飘逸的心灵，还是迷失凶暴的心灵，都默默地向着这份光芒，飞蛾扑火，在时代与命运里的咆哮声里，翻覆沉沦。顾嗣源没有卢云，他不会惨死，甚至可以安度晚年，在乡间成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乡绅；胡媚儿没有卢云，她不会痛哭失声，这样的人物也将不再可爱。从某种意义上说，赵姨娘对卢云的诅咒和恶骂，是对卢云最高的褒奖。

一个放出光芒的人，他，卢云，有无边的愧疚，然而惟独不会有后悔，他始终是那个卢铁头，坚心忍性，甚至对情人残忍，然而情人不会怨咎，只有这样的情人才配得起他卢云，只因为他和她都是一种人，坚持自己的信念。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却不可夺志。

于是，我们在悲悲苦苦，纷纷怨怨里，你和我，继续以悲天悯人之心，看着卢云，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走完他最后的旅程。

儒侠与侠儒

卢云一出，两千年中华武侠文学史上，从此诞生了第一位光彩照人的儒侠形象。

在卢云以前，中国人谈侠谈文，总以“儒侠”的称呼，来称呼那些文武全才的书生文士，他们衣香鬓影、醇酒风流、亦狂亦侠，论者将他们与“道侠”、“佛侠”并称。读者若有潜默，点头颔然，其心却有憾焉。何故？因武侠文学史有卢云之前，这些称呼都是名不符实的。譬如陈家洛、譬如张丹枫、譬如段誉。此辈最多可称之为“侠儒”。

儒侠者，以儒行侠，以侠济世，儒即侠也，侠即儒也。而侠儒者，则仅得侠之皮毛，一切的行机动的，皆从己心而出，在儒的外表下，掩印的是文人的落拓不羁、患得患失。所以我们看段誉良善滑稽，点头说他是好朋友，有趣多情；我们看陈家洛，耽于儿女私情，其心摇摆不定，行事陈腐迂讷，天真可气；我们看张丹枫，狂气可敬，于国于家的大处，却又没有固执的信念维系，终成一野狐侠。侠儒之所以有许多令我们不堪处，只因侠和儒两者分开，孤立并行。而儒侠则不然，儒与侠是二而一，一而二的统一体。

我们中国人所写的武侠小说里，其实从来就没有正视过儒的概念，在侠义小说史上，岌岌大者，都是第一流的道家之侠、佛家之侠。例如无名老僧、例如黄裳、例如王重阳、例如张三丰。而事实上，中华文化史，始终以儒教中流，道佛辅之，儒与墨的本义，也是侠的滥觞。武侠小说的情形却本末倒置，这是何种原因？

只因现代人不理解儒的概念。以为儒是迂腐、儒是不堪、儒是书生意气。大谬！

缘起寂灭之学从南北朝时代以来，扫荡我中华，便给中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历代大儒为挽救中华文化，挽救中国人本身的道统，奋起抵抗，自论衡始，迄至大唐韩愈、有宋大儒二程、张载、朱熹，排佛之声不绝。何故？

佛法传入中国，其学本不足论对与错否，甚至有一二益处，只是放眼于世，全国之人顶礼膜拜，则中华自身之学便绝矣。历代大儒的排佛之议，绝非意气用事，实不得已然。非此，则周公孔子之学，已灭亡矣。

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所以宋人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的浩大蓬勃之处，也是一切宗教务虚之学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儒的正义，就是务实修行之学；济苍生、扶天下于危倾。卢云的“正道”，受到无数撮耳小辈的嘲笑，这是因为他们不懂信仰，不懂崇高，一切以庸俗的功利主义为衡量目标。以为圣贤，以为天地间的一切，都与我同高、与我同小。近世中国人中批儒者，均是不通儒者，特别是年青一代，受到文革的思想毒害更加严重。满以为自己的这种无知，是先进。只要一谈儒家，便满口毁语，这是现代中国大陆青年的无知和悲哀。

天下之信念，必由一社会所系，一社会必以一信念系之。一信念，必由一二仁人所系。我们看卢云的正道，就是此种信念，不管成与败，得与失，爱与痛。

英雄志，爱与痛的边缘。

（本文转载节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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