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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的美国

——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兴起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坡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同桌共坐,情同手足。”

——马丁·路德·金, 1963年

1960年,美国处于重大社会变革的边缘。尽管美国一向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具有更大的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但白人男性仍然一直占有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过去一直被埋没或居于从属地位的群体——包括非裔美国人,印第安原住民,妇女,白人“新移民”的后代以及拉美裔,开始更强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取得了成功。他们得到占人口空前比例的很多年轻人的支持——这些是正身处以空前速度扩大的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年轻人。作为二战人的后代,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往往追求“反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激进的政治观点,并逐渐成为一股新生力量,提倡建设新美国——一个常常展示着令他们的父母感到不安的以文化和民族多元为特征的美国。

民权运动——1960-1980年

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的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逐步胜利后,他们更加致力于非暴力的直接行动。非裔牧师组成的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Southern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和由较年轻的活动人士组成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力求通过和平反抗,实现改革。

1960年,非裔大学生在实行隔离的北卡罗来纳伍尔沃斯(Woolworth)午餐柜台前举行静坐,拒绝离开。静坐活动引起媒体关注,在南方各地引发类似示威。第二年,民权工作者组织了“自由之旅”(freedom rides)运动,由非裔和白人共同乘坐长途汽车,驶往南方实行隔离的终点站,以便让在那里可能发生的对抗引起媒体关注,促成变革。

他们还组织集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Marchon Washington);有20多万人聚集首都华盛顿,呼吁支持人人平等。作为卓越的民权代言人崛起的马丁·路德·金的演说,把充满歌声和演讲的一天推向高潮。他宣告:“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同桌共坐,情同手足。”每当他重复排比句“我梦想”时,万人鼎沸。

民权运动一开始声势响亮,但进展有限。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不愿向南方白人施加要他们支持民权运动的压力,原因是,他在其他事项上需要他们的支持。然而非裔自身推动的事件,迫使他采取行动。1962年,当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被密西西比大学(Universityof Mississippi)以种族原因拒绝录取时,肯尼迪派出联邦部队执行法律。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Birmingham)举行的要求废除隔离的抗议导致警察采取暴力后,肯尼迪向国会提交新的民权法案,确立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融合。然而,即使“华盛顿游行”也未能促使国会委员会批准这项措施,肯尼迪在1963年遇刺时这项法案仍在搁置中。

林登·约翰逊总统取得更多的成功。约翰逊施展他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期间经常采用的谈判技巧,说服参议院对一些议员为阻止就废除一切公共场所歧视的《1964年民权法》举行最后投票而试图采取的拖延战术加以限制。第二年,即1965年的《投票权法》(Voting Rights Act),授权联邦政府在地方官员阻止非裔选民登记的地方负责选民登记。到1968年,最南部地区有100万非洲裔选民办理了登记手续。全国范围内,当选的非裔官员人数显著增多。1968年,国会通过立法取缔住房歧视。

然而,在随着民权革命的潮水开闸而涌现的领袖中,有些人对变革步伐以及将非裔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目标感到不以为然。雄辩的活动家马尔科姆·X(Malcolm X)是主张非裔与白色人种分离的最突出人物。学生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也对非暴力概念和跨种族合作的理想感到失望。他普及了“黑人力量”这一口号,用马尔科姆·X的话说,需要“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取得这种力量。

暴力与激烈的改革呼声相伴而至。1966和1967年,多个大城市爆发骚乱。1968年春,马丁·路德·金倒在刺客枪口下。几个月后,弱势群体代言人、反越战者、遇刺总统的弟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对许多人而言,这两起刺杀事件标志着单纯和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左派愈加好战,加上不可避免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应,使国家遭受了需多年才会愈合的心理创伤。

然而此时,得到法院裁决、国会立法和联邦行政法规支持的民权运动,已经不可逆转地与美国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行平等和保障机会,而不是辩论种族隔离或剥夺公民权是否合法。20世纪70年代及后来的辩论主题,则涉及是否应为实现大城市学校中的种族平衡而用校车将学生送到所住社区以外的学校上学,或实施“平权行动”。有些人把这些政策和项目视为确保在教育和就业等领域机会平等的积极举措,而有些人则认为它们是反向歧视。

法院在这些问题上的探索导致裁决往往莫衷一是。与此同时,非裔在稳步进入中产阶层以及曾以白人居民为主的郊区,无声地反映着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

妇女运动

20世纪50和60年代,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然而在1963年,女工的平均收入仅为男工的63%。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那一年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Mystique)一书,激烈批判中产阶级生活模式,表述了她声称众多妇女感受到的无所不在的不满。弗里丹指出,女性除“嫁人和育儿”以外,没有表达自我的途径,她鼓励读者寻求新的角色和责任,找到自己个人和事业的认同,而不是让受男性支配的社会来下定义。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妇女运动从民权运动获得启迪。它的成员主要来自中产阶层,因此带有在20世纪60年代影响着大批中产阶层年轻人的那种叛逆精神。

有关改革的立法也促进了转变。在围绕1964年《民权法案》的辩论中,反对派提出既禁止种族歧视,也禁止性别歧视的修正案,希望以此阻挠整个法案获得通过。而结果修正案和法案本身先后被通过,妇女由此获得了宝贵的法律工具。

1966年,包括弗里丹在内的28名职业妇女成立“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NOW),“以采取行动,促进美国妇女全面参与当今美国主流社会”。尽管“全国妇女组织”和类似的女权组织在今天自称有众多会员,但可以说,它们的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最为显赫。那也是记者格洛丽亚·施泰内姆(GloriaSteinem)及其他几名妇女创办《女士》(Ms.)杂志的时期。这些也促进了反女权团体的成立,后者的领导人往往是妇女,其中最著名的有政治活动家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这些团体通常支持较“传统的”的性别角色,反对拟议的“平权”(“Equal Rights”)宪法修正案。

国会在1972年通过该修正案,其中规定:“美国或任何州不得基于性别否认或削减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它陆续得到35个州的批准。法院也转向扩大妇女权利。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Roev. Wade)案中裁定,妇女在妊娠早期有堕胎权——这被视为妇女运动的一项重大胜利。此案也刺激了反堕胎运动的发展。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妇女运动似乎停滞不前。它未能把吸引力扩展到中产阶层以外。温和派和激进派女权主义者产生了分裂。保守的反对者发起反对“平权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活动,这项法案在1982年由于未能取得生效所需的38个州的批准而胎死腹中。

反传统文化

支持平等机会的论辩引起了其他形式的剧变。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抵制父辈在二战后数十年中一成不变的中产阶层生活模式。有些人投入激进的政治活动,更多人追随新的着装和性行为标准。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反传统文化的一些明显特征在美国社会流行。留长头发和蓄须非常普遍。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取代了制服裤、夹克衫和领带。使用非法药品增多。摇滚乐发展、流行并转化成多种音乐变体形式。披头士(Beatles)、滚石(Rolling Stones)和其他英国乐队席卷全国。“硬摇滚”(”hardrock”)风靡四方,歌手兼歌曲作家鲍勃·迪伦(Bob Dylan)等人带有政治或社会评论性的歌曲开始涌现。青年反传统文化在1969年8月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达到高峰,有近50万人参加了在纽约州乡下举办的这次为期三天的音乐节。被电影和音乐专辑赋予神话色彩的这次活动,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伍德斯托克一代”(Woodstock Generation)。

年轻人这种新意识的另一类似表现是新左派(NewLeft)的崛起。它代表着一批年轻、大学年龄的激进青年。这些新左派与西欧的一些群体极其相似,其成员中有很多是上一代激进派人士的子女。但是,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的老派说教,形容他们这样的大学生自身就是受压迫阶级,对美国社会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斗争独具洞察力。

新左派参与民权运动和反贫困斗争。他们最大的成功——从中得到大批追随者——是反越南战争。这是一个牵系着与他们同处于服兵役年龄的同代人感情的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学生当中的新左派消失,但它的许多积极分子进入了主流政治。

环保运动

推动民权运动、反传统文化以及新左派思潮的那种能量与意识,也在20世纪60年代激发了环保运动。许多人被雷切尔·卡森(RachelCarson)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唤醒。卡森在书中提出,化学杀虫剂,特别是滴滴涕(DDT)导致癌症和其他疾病。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由于许多人意识到周围存在污染物——汽车尾气、工业废物、泄油——而它们危及人的健康和优美的环境,因此关注环境的公共意识日益加深。1970年4月22日,美国各地的学校和社区开展了首次“地球日”(Earth Day)活动。这些“宣讲会”(Teach-ins)让美国人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危险。

很少人否认污染问题的存在,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涉及开销和带来不便。许多人认为这将降低保持美国生活标准的经济增长。尽管如此,1970年国会得以修订了1967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要求制定全国统一的空气质量标准。国会还通过了《水质改善法》(Water QualityImprovement Act),规定污染者承担清理沿海泄油的责任。同时也是在1970年,国家成立了独立的联邦机构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Protection Agency),负责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在随后30年里,环境保护署在增强其权限的立法的支持下,成为最活跃的政府机构之一,颁布了有关空气质量和水质量的严格条例。

肯尼迪与大政府自由主义的复兴

到1960年,政府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强大。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基于美国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设立了一些新的行政机构。二战期间,联邦政府雇员人数从100万增加到380万,而后在20世纪50年代稳定在250万。联邦支出在1929年为31亿美元,1953年上升到750亿美元,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1500亿美元。

尽管美国人对政府角色应当扩大到何种程度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他们大多认可这种扩大。民主党人一般希望政府确保经济发展和稳定。他们希望在教育、卫生和救济方面扩大联邦福利。许多共和党人承认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但希望对支出设定最高限额,并恢复更大的个人自主性。1960年的总统选举显示,这两种观点在美国几乎平分秋色。

以微弱优势获胜的43岁的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是有史以来当选的年纪最轻的总统。他在通过电视转播的与对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一系列辩论中,显得能干、善于表达且精力充沛。他在竞选中谈及要大踏步进入新时代,因为“不论我们寻求与否,新边疆(New Frontier)已在眼前”。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结束时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呼吁:“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在他短暂的总统任期内,肯尼迪以他特有的风度、智慧和风格——远胜于他具体的立法议程——而继续深得民心,并且影响了日后一代又一代政治家。

肯尼迪希望通过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将经济惠益带给全体人民,但以极微弱多数当选的现实,削弱了他的推行能力。虽然民主党控制着参众两院,但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在涉及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问题上往往站在共和党一边。他们对联邦增加教育资助、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险,以及创立一个新的城市事务部门(Departmentof Urban Affairs)等方案都予以抵制。因此,尽管肯尼迪的讲话高瞻远瞩,但他的政策却往往是有限和受约束的。

肯尼迪执政后的当务之急是结束当时的经济衰退,恢复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政府在1962年成功压住了被政府认为的钢铁业的价格疯涨,肯尼迪失去了商界领导人的信心。虽然总统实现了当时的眼前目标,但他疏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肯尼迪的经济顾问使他相信,大幅度减税将能够刺激经济,因此他支持了一项减税议案。但是,国会中的保守派反对势力使这项被多数议员认为可能扩大预算赤字的提案变得完全无望通过。

肯尼迪政府的总体立法成就平平。虽然作为总统,肯尼迪对民权领袖多次表示了姿态,但他在1963年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集会游行迫使他表态之前,并未接受民权运动的目标。与他的前任杜鲁门总统一样,肯尼迪也无力说服国会批准联邦对公共教育资助的提案以及老年人健保计划。他只让最低工资得到些许提高。然而,肯尼迪为太空计划获得了资金保障,并建立了和平队(PeaceCorps),将美国男女青年派到海外,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它们的目标。

林登·约翰逊与大社会计划

得克萨斯人林登·约翰逊,在担任肯尼迪的副总统之前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在国会身经百战,练就了做事见效的卓越才能。只要为了达到目标,他善于使用恳求、劝诱或威胁等一切必要的手段。他的自由理想主义可能比肯尼迪更深刻。在成为美国总统后,他希望不遗余力地施展自己的权力来消除贫困,让繁荣惠及所有人。

约翰逊在执政伊始,就决心让肯尼迪的立法议程获得通过。他的当务之急是前任的减税和保障民权议案。通过他的说服力以及向立法者发出尊重过世总统的呼吁,约翰逊在任期的第一年就使上述两项议案顺利通过。减税刺激了经济。《1964年民权法》也成为美国重建时期以来意义最深远的一部立法。

同时,约翰逊也着重解决其他问题。1964年春,他开始用“大社会”(“GreatSociety”)一词来形容他的社会经济计划。同年夏季,他让一项针对贫困年轻人的联邦就业计划获得通过。这成为他所号召的“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的第一步。在同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他以压倒优势战胜了保守派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更重要的是,1964年选举使自由派民主党从1938年以来第一次取得对国会的绝对控制权。这使他们能够即使面对共和党和保守派南方民主党人的双重反对,也可让立法获得通过。

“向贫困开战”成为约翰逊政府“大社会”计划的中心使命。于1964年成立的经济机会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Opportunity)为贫困人口提供培训机会,并设立各类社区行动机构,旨在在“参与性民主制度”理念的指引下,让贫困人口在住房、健康和教育计划中享有发言权。

接下来是医疗问题。在约翰逊的领导下,国会颁布了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保险计划《医疗照顾》(Medicare),以及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补助计划《医疗辅助》(Medicaid)。

约翰逊还成功地为小学和中学教育提供更多联邦补助,按照传统,这本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这项措施基于一个州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人数向州提供资金,就读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儿童均可使用。

“大社会”的设计师们坚信,美国面临着市区日渐衰败的“城市危机”,因此设计出一项为贫困人口提供租金补贴的新的住房法案,并设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还有其他一些立法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多方面影响。联邦为艺术家和学者提供资助,鼓励他们的艺术和学术创作。1966年9月,约翰逊签署了两项运输法案。第一项是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经费成立安全项目,另一项则是针对小轿车和轮胎制定联邦安全标准。后一项目反映了为之呐喊的激进青年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理念。纳德在1965年出版的《任何速度无安全:美国国汽车设计中的安全隐患》(Unsafeat Any Speed: The Designed In Dangers of the American Automobile)一书中,称汽车制造商因追求款式而牺牲安全性能,并指责错误的制造设计是造成公路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

1965年,美国国会废止了具有歧视性质的1924年国籍移民配额制度,从而激发新一轮移民浪潮,其中大部分来自南亚和东亚以及拉丁美洲。

“大社会计划”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最大一批立法活动。但早从1966年初开始,对这项计划的支持就开始消弱。约翰逊的一些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有许多计划未获得足够资金。城市危机似乎有增无减。但是,或许是因为“大社会”计划的实施,或许是因为强大的经济增长,在约翰逊执政期间贫困至少有所减少。

越南战争

对越南局势的不满远甚于对“大社会”计划的不满。南越的一系列强力人士在动员国家方面并不比吴庭艳有效。而反叛力量越共(Viet Cong)得到北越的援助和协调,在农村日益发展。

约翰逊决心遏制共产党向南越深入,因此将越南战争视为己任。在发生了北越对美国两艘驱逐舰的海上攻击事件后,约翰逊于1964年8月7日赢得国会批准《东京湾决议》(Gulfof Tonkin Resolution)。根据此决议,总统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任何对美国军队的武装攻击和防止进一步侵犯”。约翰逊于1964年11月获得总统连任后,着手制定战争升级政策。1965年包括志愿者和服役军人在内的兵力为25,000人,而到1968年上升到50万人。轰炸给北越和南越都造成巨大创伤。

带有一定批判视角的令人恐怖的电视报道削弱了人们对战争的支持。一些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另一些人则对大规模军事行动似乎收效甚微感到惊愕失望。大规模游行抗议——特别是在年轻人中——以及公众不满情绪的日益升高,迫使约翰逊开始和平谈判。

1968年选举

到1968年,美国国内因越南战争和国内骚乱变得动荡不安,非洲裔美国人愤怒的城市暴动是其中一个表现。1968年3月31日,总统宣布放弃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的意图。就在一周后,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遇刺身亡。而肯尼迪的弟弟,曾为民主党总统提名而发起情绪激昂的反战运动的罗伯特·肯尼迪也于当年6月遇害。

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National Convention)期间,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街战。处于分裂状态的民主党在大会上提名时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为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曾一度被视为自由派的英雄,但现在却被视为约翰逊的忠实派。反对1960年民权措施的白人反对派推出了第三方候选人,即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乔治·华莱士赢得了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佐治亚州的选票,当时这些州都属于典型的民主党候选人的实力范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通过提出将美国从战争中抽身的计划以及将在国内加强“法律和秩序”,最终获得险胜。

(本文是美国国务院出版物《美国历史纲要》[Outlineof U.S. History]的章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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