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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败局》从I到II，6年时间，吴晓波成熟了。

尽管与前作一样，《大败局II》还是在寻找中国企业的失败基因，但已经不再把目光局限于企业本身。当《败II》的视野更开阔，它找到的答案也就更丰富。

其实有很多时候，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一句时运不济淡淡的断送了古今多少英雄。

常言道“运败金无彩,时乖花不开”，若言运尤可祈，时则难榷，只可顺应，不可拂逆，而且，还会转变。正是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很多相信中国这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必将迅速向着“经济建设”奔腾而去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在为这个以冲破樊笼为主要任务的时期冲锋陷阵并且有所作为之后，被潜规则了。

他们中很多人的故事，被刻意的淡忘，因为下一个阶段需要树立新的楷模，每一次战役的炮灰都必须在下一次战役开始之前随风飘散。“飞鸟尽，良弓藏”，这样的安慰给那些本就无辜的失败平添了一抹苍凉。

但你要记住，有些失败，人们也会记在心里。

二、
1980年代到2000年代，注定被中国企业史用浓墨重彩来记载，因为对于中国企业史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当代工商业先后进行了思想启蒙与现代化建设，尽管这两个任务至今一个也没有完成，但当中国人再提起商业的时候，已经开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人也开始不再羞于表达对财富的向往，而这与创造财富本身相比，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对于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尝试，中国的政府和市场显然都缺乏足够的经验和信心，很多企业在法律体系演变与市场秩序缺失之下被始乱终弃。堪称为中国赢得了民族自豪感的企业界，经历了一个个骨干“呼啸而起”，旋即“黯然而去”的悲伤与无奈，中国企业的成长欢呼雀跃着前赴后继，而盼望中的积累却缓慢而微弱。

于是吴晓波号召我们向这些为了“开启大时代”而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生命的企业鼓掌致敬。

“请给悲剧一点掌声”。这是吴晓波在《大败局》中除了全书最后一段以外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全书最后一段是他在后记中提起了他的妻子和女儿；我想这也是驱动吴晓波沉潜八年去描写中国经济社会20年变迁历程的最基本的情感因素之一。

三、
只不过，把这句充满悲情与敬意的话拿来作为这部“失败案例集锦”的注脚，并不完全合适。尽管在那个蛮荒而蠢动的年代，中国企业界作为一个整体，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也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然而在《大败局》正文中提到的19个企业里，严格的说，只有李经纬的健力宝、潘宁的科龙、仰融的华晨和戴国芳的铁本算得上真正意义的悲剧，而有些企业的失败则并不那么令人惋惜。

像只做成过一件买卖的南德、全靠耍嘴皮子的中科以及自欺欺人的托普，它们的失败应天理、顺民意，是市场自我净化的结果，如果它们不被淘汰，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大败局》所举的所有例子当中，广大80后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前巨人集团的史玉柱了。史玉柱半辈子做了几个产品，几乎各个都是成功学的经典，遂成为诸多有志自主创业青年心中的偶像。然而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世界多几个脑白金，多几个征途，将会怎样？史玉柱无疑是取得了成功，但在很多人称他为天才的时候，也有人称他为鬼才。显然，史玉柱若想修成正果，他还需要修炼的是一份善心。

人民群众是宽容的，他们愿意为大多数功败垂成的有志企业们扼腕叹息，但如果你多行不义，那么再深沉的时代背景、再厚重的群体哀伤，也不能为你赢得理解与同情。

四、
《败II》比《败I》成熟的标志是不再把“中国式失败”的根源归一于企业家职业精神的缺失，而是在前面又加上了政商博弈和原罪困扰，并且不再提及企业家道德。

把“政商博弈的败局”放在第一位是正确的，因为在中国，你不能抛开政治探讨任何问题。也只有这样，才像是一个不愧于“中国式失败”这样颇具“中国特色”问题的答案。

在中国，政治就是基本国情，也就是所谓的大势。如果自己的理想超越这种大势太多，就叫生不逢时，如果不能调整自己顺势而为，就叫悲剧。可以说，李经纬、潘宁、仰融，是《大败局》中唯一在企业经营战略上没有出现问题的三位企业家，但高超的经营技巧与风险控制并没能保证他们的企业在市场中行走太远，因为他们都在人生战略上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在不恰当的时机跟政府叫号，最终不得不眼睁睁的看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活力最有前途的三家企业断送前程。这正应了《败I》讲到牟其中故事时反复转引的武侯祠那副“攻心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记得在《移动通信革命：产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影响》一书中，吴敬琏在序言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书中依次将技术进步、产业竞争、企业改革和政府监管改革列为第一、二、三、四位的原因，而吴敬琏则认为制度胜于技术，应该把市场化改革放在首位。

当年刚看到的时候觉得吴敬琏太做作，现在想想，这个指点意味深长。在中国，有了国家的支持，你不一定能做成任何事情，但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你绝对做不成任何事情。他们搞技术的不懂的。

五、
说到制度和技术的关系，萨缪尔森曾经在其著作《经济学》中将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归纳为“四驾马车”，即劳动、资本、技术、自然资源。后来随着制度经济学派的长足发展，有的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扩充了制度一项。西方庸俗经济学用了将近200年时间才认识到的这一经济规律，在中国却似乎是那么天经地义。说到这里，在管理学蓬勃发展的60年代，也有学者曾经提出将管理方法列为经济增长要素，后被归入技术之列，足见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远远难以与制度适性比肩。

尽管用经济思想史去调侃商业现象显得有点吹毛求疵，但从实践上看，制度要想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必须要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厚此薄彼不好，今非昔比也不好。

然而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法律体系的完善到市场秩序的建设，充满了螺旋式的上升。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表示理解，但可以说这30年间中国的经济环境非常复杂，不仅市场环境复杂，法律环境也很复杂。中国企业在波谲云诡之下摸着石头过河，冲锋在前的改革先锋们往往被宏观调整的流弹所伤，带着委屈和遗憾回家吃饭。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所谓的“法罪错位”。其实这种现象决非中国独有，但如此多的前明星劳模“风云人物”们被“法罪错位”，的确颇具特色。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下）里做了比较简明的阐述。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个段子：在美国，法律没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在新加坡，法律规定允许做的，才可以做；在香港，法律规定不许做的，也可以做；在中国，法律规定允许做的，也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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