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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殊途同归

——读《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雪堂

对吴晓波的了解来自多年之前的那本《大败局》，现在类似谈中国企业经营的书很寻常了，那时却很少看到这样直面批评大型民企、反思这些企业“生或死”的书，虽然并没有触及其中一些深刻的问题，但是有一种满含痛切的情绪在里面。从吴晓波后来的著作来看，他正像是经济改革年代里培养出来的财经作家，记录时代，并成了时代的宠儿。据说很多人得知由吴晓波来作一部《吴敬琏传》的消息，都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组合了，理由是作者和传主都同这样的传记要记录的时代是如此契合。对笔者来说，其实由谁来作这样一部《吴敬琏传》并不重要，——好的传记作品要靠自己来说话，但如果由吴晓波来作，或多或少使人对这场写作抱有某种说不清楚的期待。

毋庸置疑，吴晓波这次的写作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因为，这种写作的难点一望而知：首先是给当代的知名人物写作传记，一手材料获得的便利，往往无法抵消掉因为离传主过近而容易产生的“身在此山”；二是写当代人就不可能离开当今的时代，而时代尚未过去，很多事物的性质无法做出最后判断，有事后倾覆的风险；三是这种写作必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不但能写人，还要反应时代风云，两条腿走路，而从1978年至今这一段中国社会的历史过于复杂，侧重于经济方面就更加复杂，“杀君马者道旁儿”。吴晓波先生在这本传记的后记中谈到：“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完成多个‘任务’。我想描述一个爱国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想记录过去60年中，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理论及路线争论。”这证实了前述“更高的要求”。对于选择了这样的写作主题的传记写作，笔者觉得应该对作者的勇气和加给自己的“写作时代”的责任感，表示出更多的理解。

对于传记作品的写作，其实有一个常识性的忌讳，就是忌用全景式的写法去表现传主某一个时期的生活状态。说通俗一点就是，传主在什么时间说了什么话，对某个事情作何反应不可能由后来的记录者全部获悉，虽然这样写往往十分生动，对未来的读者来说十分“友好”；而一但你这样写，就有了“文学创作”的嫌疑。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很多年来我们都比较能对纪实文学作品轻易表现出理解的态度，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基于素材的再创作。而对于严肃的传记作品，这时人们的宽容就很少，每当人们在传记作品发现一些逼真的情景描写和人物心理描写，就开始产生疑惑，开始离开传记作家事先安排好的叙事路线，转移注意力，或者说离开对传主的全神贯注，开始更加严肃地审视传记本身的严肃和真实性。现成的例子是这些年阅读界和学界对西南联大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出版了很多相关的书籍，但是在很多这样的著作都能看到，一但结束了基本史料的记载，转入细节的叙事时，败笔就恰恰在这里出现了。因为有的细节描述仅仅凭普通人的常识就能判断其可信程度。全景式的写作传记，即便是根据口述转引，往往也无法避免传记对传主的越俎代庖。当你集中所有笔墨企图表现人物精神的时候，反而很难把人物最主要的精神理性地表现出来。本书中某些地方，也有这个问题。

在对材料的选择上，“吴、历学术观点之争”、“郎旋风、主流经济学家之争”这些部分的叙事都是比较突出的缺陷，很多时候不仅是表现了“对立和矛盾”的一面，而且更强化、加深了这种“对立和矛盾”，而没有真正想表现不同的经济思路对社会的反省意义和学术“争鸣”的社会风貌。“一言毁市”这样类似的说法，当年在一些失败的股票投资者的言论中确实存在过，给人的感觉是，当年很多人对吴敬琏先生产生比较偏激的看法，也正缘于此。不过在严肃的传记作品中，不应该如此醒目的提出这样的概念，这样反而强化了人们的印象，而应该着力于对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做自己的探究。或者只给出客观材料，将判断孰是孰非交给读者来自己思考和判断。而所谓“间谍门”这样的事件则完全不应该出现在严肃的传记写作中。现代的平面媒体有一些写作风格，或许对读者的口味有一些迎合，更严重地影响了当代财经作家，追求一种笔法的张力和渲染某些传奇色彩。这样的写法简而言之是时代浮躁的产物，在阅读的第一时间里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官体验，但是缺少事后的隽永味道，其实反而没有平实的语风和对一手材料的扎实运用更有说服力。现在针对吴晓波的《吴传》的批评，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从这本传记的写作和阅读体验上来说，反映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在当下读者和部分传记著作的作者在写作上存在分歧。以《吴敬琏传》为例，读者的阅读出发点是希望探寻一个是当代著名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思考历程，侧重于个人；而吴晓波先生显然希望以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经历和作为来透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和风貌，题目要宏大许多，负载了更大的意义。客观上来说，也必须承受更多的苛责。

传记中大量引述和评价了几十年来各个社会经济环境和流行一时的经济理论，并且描述了它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因为这段历史已经广为人所知，而且在我们身处的市场经济社会已经被谈论的太多，故此并不是本文所要复述和妄言的重点；但它却勾起了人们的某些回忆。曾几何时，书中谈到的那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春天，确实存在过。经济学家作为社会英雄，或者，成为社会英雄的经济学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民众的关注和媒体的追逐，他们，尤其是体制内的经济学家们，他们的观点和文章足以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导向性的影响，对证券市场的趋势产生方向性的扭转，所有人都有理由将自己的目光紧紧地追随着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想知道他们面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也第一时间来到了这个知识人群体之中。人们感觉到的是一种学术争鸣的气氛，讨论经济问题的热情从上层建筑一直绵延到普通民众。2001年6月由《书屋》杂志主编周实先生编辑出版的文集《精神档案》（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但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时间范围的记录，也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比较少见的脱离经济学界圈子从人文视角记载上述部分争鸣的文字。书中收录的文章几乎囊括了当时经济学界产生争鸣的所有重大课题——世纪末的反思问题、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三农问题，经济学的本质问题等等。争鸣的结果令人吃惊，以上述《精神档案》为例，其中有些文章的作者，后来远走异国他乡，不再参与主流的经济学根本问题及其精神层面的讨论，离开了大众读者的视线。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而言，不难窥看到其中的某些问题后来发展的玄机，同时充满了迷惑。

这本传记使人感叹最多的，莫过于邓季惺和吴敬琏这样两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当年邓季惺、陈铭德两先生主持的《新民报》，以其显著而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成功的商业经营，为民报在中国高起点的新闻出版事业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这是近代中国报人研究领域无人不知的历史，《新民报》的辉煌和离场，“新民”报人的辉煌和后来经历，都每每给人以深可叹谓的复杂情绪。在这本传记里，邓季惺先生作为改良主义者的法学家身份给人深刻的印象。吴敬琏作为我国体制内出来且经过欧美自由经济理论洗礼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已经被世人看作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代最确定的见证人和学理上的躬身实践者。当我们追寻这个中国知识分子早年的足迹时，发现他也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最后找到了法理精神作为笃信的目的地。他遇到了顾准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从而逐步找到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和思想责任。后来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往往在讨论改革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强调市场经济整体环境的配套和形成，强调循序渐进，显然充满了改良主义的色彩。这样看来，这两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出路的思考历程，显然是一个殊途同归的情形。

（本文由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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